本文来源：时代周报 作者：杨玲玲
iPhone13上市进入倒计时，富士康的流水线上工作又吃紧起来。8月6日起，郑州富士康再度调整产线作业员招聘奖励，求职者入职满90天，奖励最高可达9500元。
曾几何时，制造业是年轻人向往的工作，无数厂哥厂妹把青春留在工厂流水线上。
时代变迁，90后已不愿再进工厂。今年5月，在广州市海珠区某城中村，上千名制衣厂的老板们拿着样衣和招工牌，排起近一公里长队，等着工人们光顾，真实上演了“工人挑老板”的魔幻现实。
年轻的产业工人都去了哪？看看身穿黄、蓝色制服满街穿梭的外卖小哥或许就有了答案。
送外卖工资不比在工厂少，工作时间也相对自由，都是卖力气挣钱，很多年轻人自然不愿像他们父辈一样，在工厂跟机器打交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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互联网大潮下，像外卖骑手这样的新工种如雨后春笋，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吸纳过去。许多年轻人选择留在家乡干电商、送快递，或到大城市送外卖、开网约车。
2019年，中国快递从业人数突破1000万人，餐饮外卖员人数突破700万人。2020年的疫情更是加剧劳动力产业间的移动，某外卖平台曾公布数据：疫情期间两个月内新增骑手58万人，其中40%来自制造业工人。
在老一辈产业工人看来，年轻人没有生活压力，所以总不安分，喜欢尝试新职业。而在新一代产业工人眼中，互联网提供了更多可能，还在工厂流水线上干一辈子，是件不可想象的事。
两代产业工人群像的变化，折射出中国工厂和制造业的时代变迁。当年轻人不愿再走进工厂，招工企业开始使出浑身解数挽留工人，尽管已在不断提高工资和奖金，安排夫妻宿舍，但仍逃不出“用工荒”的窘境。
近日，三位不同年龄段的产业工人向时代周报记者分享了自己的故事。有人逃离工厂，回村直播带货，成为当地小网红；有人频繁跳槽，进出不同工厂，梦想有一天能开一家自己的蜜雪冰城；也有人在制造业干了一辈子，珍视工厂工作，同时也感叹时代变革之快。
杀马特青年：进工厂是无奈之选
李荣富 25岁 电商主播
我出生在贵州省普安县西陇村，这里曾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，村民进一次县城需要翻山越岭走4个小时，山路建在悬崖边上，一不小心就可能滚落到山谷中。
我从小不是一个听话的孩子，初三那年，我带着3个同学翻墙外逃，就再也没有回过学校。因为逃学、退学、带同伴打架，那时候我在村民甚至父亲眼中，都是“不良少年”“垃圾”。
和村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，辍学后我踏上了外出打工之路。在那之前，我去的最远的地方是县城，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和向往。因为平时看的偶像剧里男帅女美，主角的工作体面又轻松，我以为自己将来干的也是这样的工作，接触的也是这样的人群。出来后，才发现这是一个天大的“陷阱”。
进厂的几年时间里，我在广东、浙江等地的玻璃厂、玩具厂、相框厂都干过，月工资不高，2000-3000元。
我以为工厂是年轻人的主场，进去后才发现什么年龄段的人都有，最多的还是30-50岁的中年人，工友身上的共性特点是：文化程度不高，家里比较缺钱，但没有什么才能，进厂可以说是无奈之选。
流水线上的生活枯燥乏味，日复一日的体力劳动，让我陷入迷茫和焦虑。每天躺在床上辗转反侧，不知道自己的出路究竟在哪里。十多岁的年纪又最爱面子，每次回家都不好意思跟朋友说自己在厂里打工，觉得不体面。
那时候杀马特流行，广东、浙江很多工业区里面，满眼皆是杀马特。我发了工资也喜欢去理发店做发型，再染个鲜艳的颜色到街上逛一逛，收获超高的回头率。
这成为后来我逃离工厂的一个选择：转行学习美容美发，掌握一技之长。从学徒做起，我在理发店一干就是3年，一度成为店里技艺最高超的烫染师傅。
随后，我又接触到电商，在扶贫干部的带领下参加电商培训，经营网店帮村民们销售各种农副产品。刚起步的时候，淘宝店没有流量，村民对我的印象也还停留在之前的叛逆少年，我在村里收农产品，鲜少有人搭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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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打开销路，我变身电商主播，把直播镜头对准养鸡场、农田，让顾客亲眼看到这些农产品的生长环境。这一招效果很好，下单的人越来越多，农产品也越卖越好，村民跟着赚了钱，对我的印象才慢慢发生改变。2020年，我这边的农产品线上线下销售收入突破了300万元。
我算是农村打工一族中脑子比较活络的，骨子里有股不服输的劲儿。虽然我初中都没有毕业，但这些年敢想敢干，懂得投资自己，现在很多大学毕业生都跟着我学习取经，我成了村里年轻人中的Number One。
二代农民工：城市留不下，农村回不去
尤嘉 26岁 制衣厂员工
我就是人们常说的“留守儿童”，小时候，父母常年在外地打工、做生意，有时过年都不回家。别人说，留守孩子长大后，心中始终会有一个无法缝合的伤口，可能确实是这样，但也怪不起来父母，他们是为了生活。
高中时，因为和班里同学关系处理不好，我一气之下就放弃学业，到广东这边来打工。
当时，我的学习成绩并不差，很多人觉得我辍学可惜，现在还有人问我后不后悔。要说不后悔肯定是假的，但时光不能倒流，生活还要继续。
如今，我已经在外打工快十年，从出来工作开始，我就没再向家里要过一分钱，但我也没有做出什么大成就，混到现在还是一个平庸之辈。
最开始出来打工，过得很苦，那时什么手艺都不会，只能做最基础、最简单的工作，还动不动就挨骂，每天从早上8点干到午夜12点，有时候累得连洗澡的力气都没有，工资只能勉强果腹。
这些年，进过电子厂、五金厂、制衣厂，干过超市理货员，浑浑噩噩过着，因为父母都有自己的经济来源，我也没有考虑成家，所以压力不大。暂时对人生没有什么规划，相较于挣钱，干得舒服更重要，不开心可以主动炒了老板的鱿鱼，休息一段时间就进下一个厂。
有人问我，这么多年，为什么没想过换个身份？比如做生意。其实，之前也有想过开店。看到厂区门口新开的蜜雪冰城，队都排到街上去了，也特别心动。但现在随便开个奶茶店都要几十万元的成本，风险也大。我暂时还不敢迈出这一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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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在上班的这家制衣厂，是名香港人办的小厂，进厂主要是因为有朋友推荐，三五好友相互有个照应。小厂不像大厂规矩那么多，上下班时间比较灵活，早一点晚一点没关系，干活的时候还可以聊天。
每个月收入也就4000-5000元，但工作不累。车间、食堂、宿舍三点一线，是生活的常态。我一直有存钱的习惯，但身边很多工友都是月光族，打牌、交友、游戏充值等花费加起来，不少人在月中就把生活费花光，后半月靠借钱度日。
现在，我最怕的就是过年回家，亲戚朋友凑过来问，有没有女朋友，准备什么时候结婚。去年借着疫情的原因，躲过了一劫，今年还不知道怎么办，想想心里就发憷。
我是爷爷奶奶带大的，跟他们的感情比父母还深厚。上半年，爷爷奶奶相继去世，我请假回去帮忙料理了后事。回程的火车上，不禁陷入身份的迷茫，农村是回不去的家乡，但城市又难以接纳我，我也不知道，未来究竟在哪里？
老一辈产业工人：挣的每一分钱都寄回家
53岁 吴重平 “退休”工人
1997年，也就是香港回归那年，忙完家里的秋收，我跟随同乡踏上了外出打工的旅途。
在那之前，我们祖祖辈辈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，一年四季围着几亩地谋营生，虽然饿不死，但日子过得紧巴巴。
南下的火车上，我对打工充满期待。走出广州火车站，汇入如潮的人流，和大量涌向这里的农民工一样，脸上挂着笑容，身上充满干劲。
但我很快发现，尽管这里的招工栏里贴满了各种招工广告，但普遍需要熟手，老板只管挑最好用的人、最听话的人，新手想找到工作并不容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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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年，我并没有进厂，而是在广州这边谋了一份修水闸的工作，工资按25元/天算，包吃包住，干了几个月带回家2800元钱，家人高兴坏了。
第二年，我跟着家里亲戚到深圳打工，进了一家模具厂。那时候，工厂里的每一个工位都是香饽饽，想要进厂，得先交500元买位置，要不然根本进不去。由于是熟人介绍才得到的进厂机会，因此自己十分珍惜，也干得卖力。
厂里白天1.7元/小时，晚上加班1.9元/小时。这一年，除了寄钱回家，还给没什么首饰的妻子买了一对纯金耳环，那算是苦涩的日子里的一点甜蜜。
随后几年，我每年都抽农闲时间到珠三角这边打工，深圳、东莞、湛江、广州、佛山，去过不少地方。
和那些小年轻不同，我们就是奔着养家糊口去的，所以每天只管争分夺秒地干活，连喝水都卡着时间，每天最长可以工作16小时，挣得多的时候，一个月接近万元。
大家都说我能吃苦，其实也是拿命在熬。打工挣来的钱，一分都不敢多用，全数寄回家供两个小孩读书，盖新房，给老人养老，虽然挣钱辛苦，但心里踏实、满足。
如今年纪大了，儿女都已成家立业，有了自己的孩子，为他们感到欣慰，偶尔也惆怅，孩子们负担不轻，房贷加上养育后代，每个月基本上存不下什么钱。我想着自己才五十多岁，还可以再干几年，就跟着村里包工程的老乡干点修路、修堤坝的活。卖力气，但并不危险。
这大半辈子，虽然没有大富大贵，但一直勤勤恳恳照顾家庭，身体受了很大苦，心里却是甜的。
（应采访者要求，文中尤嘉、吴重平均为化名）
